张医生和王医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家庭。在国企改制、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，他们凭借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，摆脱了掉队的命运，实现了阶层跃升。可是，虽然看起来功成名就，但他们的人生，仍充满了焦虑和疲惫。
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，在旧报纸、老照片、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打捞过往生活图景，描摹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半生的个人成长与阶层跃升之路，并审视二人知识、尊严与自我的建构过程。与此同时，本书还以工业城市、单位社会、稀缺经济、工人阶级文化、男性气概、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为经纬，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。
阅读张医生与王医生的故事，我们将会厘清，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深刻变革，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。而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，我们也将窥见一座城、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。
医大二院出事了。
一对夫妻，男人是麻醉科医生，女人是护士，两个人想挣钱，使了些手段。这事被发现了，主管副院长把他们拆开，还要处分。二人做这事本来见不得光，原本就应该结束了。但断了来钱道，麻醉医生越想越气，就把副院长拦住，动了刀，挑了筋，出了血案。麻醉医生就被抓起来了。
王平跟我提起这事的时候，格外有话说。这挺有意思，但凡提到“社会”，就宏观层面而言，尤其是前面的谓语是“懂”，或者有副词 “很”“不”的时候，王医生总是很谦逊，觉得自己基本上就相当于白痴——“不懂社会”“不社会”“跟社会格格不入”。太太李丽也这么觉得。而认为他“一劳本神”勤勤恳恳工作的妈妈曾慕芝更是如此。但轮到社会上哪个具体事件发生，比如二院麻醉科医生伤人事件，王平会为你仔细分析这到底是个什么事、本质是什么、哪里出了问题、谁做对了什么、谁做错了什么，深谋远虑，头头是道，对这社会驾轻就熟。
你说麻醉师精神病不？就拿小刀片去跟院长比划。你弄那一下有啥意义，割完以后被判刑了。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要是他，我就去跟院长谈：“你媳妇在哪儿上班，每天行走路线是啥，你姑娘上班上学，每天行走路线是啥。你看看咱俩这事怎么办。”你还要怎么办的话，对不起，那我就不是动你这根肌腱了。我要做事，我肯定会走极端。要不就把你整死，把你全家整死。你不给我活路，我也不给你活路。
我应该事先谈明白，把每条路都告诉你，看这事值不。你认为值，我也认为值。我光脚的，你是穿鞋的，我怕啥，我啥也不是，穷鬼一个。你有社会地位，你图啥？
一直说到“别激情犯罪，要做的话得预谋犯罪”。说得兴起，就像那个当年用大石头赶跑了对手的小男孩（编者注：即神话中“战胜歌利亚”的大卫），还在这位医生的白大褂里活着。
这话也就说说而已，甚至是不是王医生的原创也不好说。大家讨论热议，各自贡献观点，时间长了，凝固成一套掷地有声的说辞。说着听着都很开心。一个小人物贪恋钱财东窗事发，铤而走险违法犯罪，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，但如果是一个被逼无奈的小人物，豹子头雪夜上梁山，那就有趣了。在事不关己的嘻嘻哈哈声中，大家脑补出大卫战胜歌利亚一般的情节，替那个倒霉家伙修成正果。
大卫战胜歌利亚，弱者战胜强者，逆袭成功，这是人类故事和神话原型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尽管麻醉科医生不堪此重任，但就像前面说的，复盘一下自己在同样的故事中如何拿捏得当、张弛有度，想象自己如何叱咤风云、战胜巨人、夺得史诗级胜利，这自我英雄化的过程，足够陶冶自己的情操，锻造自己的强人性格。
不过，自我英雄化之前，显然还存在一个矮化自己的前提：“我怕啥，我啥也不是，穷鬼一个。”我，小人物、穷鬼、光脚的；对手，大人物、能左右存亡生死的强者、穿鞋的。自视为弱者和小人物没什么不对，通常也确有其事，也符合工人阶级的定位。但“矮化”不是在说这个，而是说，在“我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”这种文化中隐藏着另外的含义。
弱者挑战权威，只要摆出了姿态就是胜利，至于反对了什么，似乎并不重要。所以，很多情况下，姿态成了更重要的事，对它的关注超过了对挑战权威的意义或者行为正义性的关注。所以，它经常会跑偏，尤其是与青春期叛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。
这个姿态，体现在初一那年寒假的李海鹏身上，就是砸学校。按他的说法，那天他正在街上百无聊赖，同学骑车过来：“海鹏，走不，砸学校去。”李海鹏就说：“走呗。”冬天。两人骑自行车到学校，一个人没有。一地落叶。“不对，冬天没有落叶。”他修正他的叙述。“跳墙进去，砸玻璃，砸无数玻璃。砸完进教室，桌椅板凳全部掀翻，玻璃黑板砸碎。这个过程感觉太他妈的爽了。跟‘水晶之夜 ’一样。”
▲ 1938年11月9日，纳粹政党策划了一起反犹事件，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。当晚7500多个犹太商店被抢劫，仅砸碎的玻璃就价值600多万马克，因此也被称为水晶之夜。 © 维基百科注意，他引用了“水晶之夜”。没有人经历过“水晶之夜”，但在想象当中如他所说，那应该是极其过瘾的巅峰体验。海鹏有人文关怀，人文精神会让你反向去想1938年希特勒青年团所收获的巅峰快感，并触类旁通，联想到很多破坏者与年轻人的结合。然后，再度去看，惊出一身冷汗：不是所有要叛逆、要反抗权威、要摆出姿态的时候，都会恰好有一个正义的革命摆在你的面前，成就你的大卫挑战歌利亚的史诗梦想。在某一代人的青春期里，是“水晶之夜”；在另一代人的青春期里，是“抄家”“破四旧”；而在我们的青春期里，顶多砸个学校，还偷偷摸摸的，没有什么大害。实在是人生大幸。在表达了“太过瘾了”之后，李海鹏和他同学相约明年“还得再干一次”。同样要说明的是，这不是沈阳或者东北特色——21世纪初，有一首改编歌曲《我要炸学校》，里面也有个来历不明的男声一直絮叨着要炸了学校。虽然工人阶级没有砸或炸学校的专利，但得承认，跟“水晶之夜” 一样，工人阶级更偏爱这些事。保罗· 威利斯也在一位英国工人阶级同学那里发现了学校所能提供的刺激：“……他竟然就把门打碎，走了进去。这里到处都是他的脚印，他砸碎了一扇窗户，到处拉屎，还把书扔得满地都是……”▲ 保罗·威利斯解释了工人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，不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，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。 © 译林出版社《学做工：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》2013年3月他们把“做贼”看成是和打架一样的刺激源头。偷窃让你冒风险，打破对自我的管束。……当偷窃对象是学校时，刺激感变得格外强烈，更突显出他们挑战权威、敢于冒险又深思熟虑的气魄，当然能弄点钱也是成就之一。偷学校不但是对教师的直接羞辱，也能把你同“书呆子”完全分开。那些“书呆子”既不需要多余的钱，也没有那种要践踏传统道德的想象力，更没有那种蒙混过关的机敏。闯入学校行窃包含了很多关键的主题：对立、刺激、排他、金钱的驱使。实际上很多时候，我们在说想象中的“大卫战胜歌利亚”的史诗级胜利时，姿态之所以比结果重要，是因为它隐藏的另一重含义，就是打不过也没有什么，我还可以解构你。这有点犬儒主义。它迎合了对大人物的蔑视，对假正经的嘲讽，以及对假模假式的崇高的嘲讽。辽宁有两个城市都自觉不错，一个沈阳，一个大连，经常要比试个高低。沈阳人会解构大连人。大连在青泥洼弄了好多个女骑警，长得好看，骑欧洲马。“沈阳人第一反应就是，你们这帮二逼，你在这儿给我整啥呢。”李海鹏说，“而且沈阳人不会想到的是，大连人为什么会因此而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。”当然，沈阳人如果只是看友城不顺眼因而自卖自夸，就不是解构主义大师了，他们对沈阳的各种事更是充满热情。沈阳的史前文化遗址挖掘出了一个图腾，叫“太阳鸟”，当年市府广场就搞了一座雕塑，命名为“太阳鸟”，然后沈阳人给它取名叫“烤鸡架”。鸡架就是鸡骨架，全世界的鸡骨架最终可能都流落到了沈阳，因为除了沈阳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的人吃这玩意。面对一只鸡时，每个沈阳人都是庖丁级水准，干净完整地吃完一只鸡架，实现完全的骨肉分离，可以消耗足够多的时间，当然，与此同时也可以喝掉更多的酒。它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工具，解决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，也帮助没有就业者度过了无边无际的漫长的绝望时光。犬儒主义的解构，让愤世嫉俗者成为受欢迎的角色。小人物的英雄主义不但无害，而且最后好像总是变成喜剧——甚至连国家和政府这个解构的对象都在其中扮成了与民同乐的样子。从90年代开始代表东北文化的赵本山就是这样。小人物无害，在背后捅捅咕咕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们无非就是把你精心推出的太阳鸟叫成了烤鸡架。然后，没有什么了，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闲散态度让他们成为一种逃避者。英雄和英雄主义的幻象都在，但这不是生活……这其中有着一些更突出的特征，事关价值观与荣誉观的争夺。这来自小人物的解构，虽然是喜剧人生的一部分，但它的坏处也显而易见：它随时会成为规则的破坏者。至少，对于求生存机会的小人物来说，规则是可以变通的；求助于大人物，规则是可以改变的；而且，规则是可以重新建立的，只要你有力量。如何面对规则，是一个大问题。但很显然的一点，如果破坏规则对于破坏规则者有正面反馈，那么他就会因之上瘾。而旁观者、被损害的普通人，最后也许不是因为被剥夺而成为反对者，而是十有八九会认可克里斯玛人格的存在，最后很有可能成为克里斯玛的崇拜者。这是一条波希米亚的路径。波希米亚与克里斯玛的结合，其后果全部都是灾难，而且是可以上史书的级别，就不用多说了。